华锋优配快线解码QFLP制度创新路径陆家嘴金融沙龙第31期共探外资股权投资新机遇

10月18日，“陆家嘴金融沙龙”第31期活动在上海浦东圆满举行。本期沙龙以《创新与嬗变——高水平开放背景下外资股权投资的探索与实践》为主题，特邀来自全球知名私募股权机构、跨境创投机构、国际地产资本、本土创投机构及专业服务机构等领域的专家，共同探讨合格境外有限合伙人（QFLP）制度的演进方向、实践成果与优化路径，为上海国际金融中心和全球资管中心建设注入新思考。

QFLP制度已为中国引入近6000亿人民币优质外资，后续如何从“试点”走向“标配”？

QFLP制度自上海率先试点以来，已走过15年发展历程，如今已扩展至全国50多个城市，形成“沿海全面铺开，中西部重点突破”的格局。但在高水平开放背景下，QFLP制度如何突破现有瓶颈，成为全球资本布局中国的“标配”选项？华平投资集团董事总经理、总法律顾问方健进行了主旨演讲，从制度初衷、实践成果与优化建议三方面展开深度分析。

方健指出，QFLP制度的核心价值在于打破跨境资本与中国本土投资机会的壁垒，尤其是外汇管制壁垒。相较于传统跨境直投，QFLP制度在外汇调配、境内主体设立、跨境交易障碍破解及投资范围拓展四方面具备独特优势。过去15年，QFLP制度不仅为中国引入近6000亿人民币优质外资，还丰富了投资者结构，助力了产业升级，并为跨境监管制度创新提供了模板。

但现状与预期仍有差距。方健坦言，QFLP认缴规模占PE在管资产比重不足3%，且部分外资设立QFLP仅为满足“返投”要求，或作为人民币基金出资通道，与“中长期战略布局工具”的初衷存在偏差。深究原因，主要集中在缺乏全国统一顶层设计、政策执行存在不确定性、跨境直投改革削弱QFLP原有优势和外汇汇出流程效率偏低等四方面。

如何破解这些痛点？方健提出五大优化方向：一是推动QFLP制度从“一地一策”走向全国统一政策，明确国家层面法律依据；二是进一步简化审批流程，提升透明度与效率；三是推广“总量额度+单基金调剂”体系，实现余额管理与循环投资；四是优化外汇汇出机制，利润汇出按单个项目判断，本金汇出简化减资程序；五是出台全链条税务指引，降低税收不确定性。

方健还强调，QFLP制度需进一步升级功能：在监管安全前提下淡化外资属性、全面对标内资；采用负面清单扩大投资范围，涵盖不良资产、REITs等领域；放宽管理人要求，实现“轻资质，重合规”；打通“投资-上市-退出”闭环，联动科创板、北交所并完善并购退出市场；推出产业导向税收优惠等激励政策。他认为，上海作为QFLP制度的发源地，有望在新一轮改革中担当核心角色，推动其成为全球资本配置中国的常规通道。

外资创投如何借QFLP制度实现本土化突破？

从“两头在外”的美元基金模式，到设立外商独资私募基金管理机构、推进QFLP试点，外资创投机构在本土化进程中面临哪些挑战？又如何通过QFLP制度破解跨境资金难题？集富亚洲（上海）股权投资管理有限公司管理合伙人、中国区主管潘瑞婷结合近20年行业经验，分享了外资创投机构的转型路径。

潘瑞婷介绍，集富亚洲1990年成立于新加坡，2002年布局中国时采用了“两头在外”的模式，通过VIE或红筹架构投资。但随着监管政策变化与国内多层次资本市场的发展，尤其是2009年创业板推出后，人民币基金“本土募集、本土投资、本土退出”模式逐渐成熟，外资美元基金的局限性日益凸显，本土化成为必然选择。

2017年，集富亚洲设立了外商独资私募基金管理机构并完成中基协备案，2022年进一步推动了两只QFLP平行基金的设立。潘瑞婷表示，QFLP制度为外资创投带来两大好处：一是项目交割流程更顺畅，境内法人主体省去了境外大使馆公证、认证等繁琐程序；二是被投企业可直接使用人民币投资款开展业务，无需额外开立结汇待支付账户。

值得注意的是，QFLP制度在实践中仍有优化空间，潘瑞婷对此提出三点建议。一是对合规性好、规模达标的外资基金管理人采用分类审核机制，进一步简化设立审批流程；二是出台更清晰的税务与汇兑指引，解决QFLP退出时本金返还、利润分配涉及的多部门协调与长周期问题；三是在QFLP外资属性上寻求突破，为已完成境内认证的外资机构提供更多政策灵活性。她强调，QFLP制度仍是外资机构参与中国市场的合规便捷通道，未来有望在早期项目投资中发挥更大作用。

中东资本为何加码中国市场？

全球主权财富基金中，中东资本规模占比超40%，且近年对亚洲配置比例持续提升。作为长期与中东资本合作的跨境资管机构，汉斯集团如何看待中东资本的投资偏好？如何通过QFLP制度实现中外资本协同？汉斯集团高级执行董事、中国区负责人贺喜霞结合实际案例给出了答案。

贺喜霞指出，中东主权基金的核心投资逻辑围绕三大目标：降低对石油产业的依赖、实现财富增值传承、推进国内经济转型，这决定了其“体量大、周期长、偏好主动投资”的特点。从地域分布看，中东资本过去40%-60%投向北美，近年对亚洲的配置已提升至10%-15%，中国成为重点布局区域。

“中国的经济体量、增长潜力与政策确定性，是吸引中东资本的关键。”贺喜霞表示，中东资本对中国的投资已从传统的能源、金融领域扩展到新经济不动产、可再生能源、科技制造等领域。以不动产为例，中东主权基金在该领域的投资占比为7%-15%，且从住宅、商办转向数据中心、长租公寓、生命科学园区等新经济业态，这类资产抗通胀、现金流稳定的特性，与中东“耐心资本”的需求高度契合。

2025年8月，汉斯集团在浦东完成一只5亿美元QFLP基金的备案。贺喜霞坦言，项目在备案过程中经历了政策理解、流程协调等挑战，得益于浦东相关部门的“手把手”辅导才顺利落地。她表示，该基金将通过双币并行机制与透明治理安排，为中东资本对接中国市场提供可复制模板。未来，跨境资管的核心将从“资金进入”转向“价值共创”，外资需更深度参与本地产业生态，而汉斯将继续充当“中外资本桥梁”与“国际视野+本土实践纽带”。

本土创投如何链接国际资本赋能硬科技？

中国硬科技领域正吸引越来越多国际资本的关注，本土创投机构如何搭建中外资本合作桥梁？又如何通过QFLP模式实现“从中国到世界”的产业赋能？遨问创投联合创始人、首席执行官周敏博士结合自身“科研+投资”的双重背景，分享了本土创投机构的创新实践。

周敏介绍，遨问创投于2010年在上海杨浦成立，从第一只纯人民币基金起步，逐步发展到管理QFLP基金，2025年更推出亚洲首只硬科技常绿基金。其核心特色在于聚焦“国际化+硬科技”：每只基金30%资金投向海外项目，70%聚焦国内新材料、先进制造等硬科技领域，基于全球视野判断技术先进性。

“500强企业投资硬科技，本质是寻求长期创新合作伙伴。”周敏表示，遨问的LP均为全球500强企业，包括巴斯夫、GE、三星等，这些企业通过创投基金布局前沿技术，而中国完善的产业链、低成本优势与政策支持，为硬科技产业化提供了独特土壤。以常绿基金为例，其无固定退出期的设计，能更好匹配硬科技“长周期、高投入”的特点，未来计划通过QFLP制度的升级实现美元常绿基金模式。

周敏认为，QFLP制度是嫁接中外的关键桥梁，但仍需政策突破：一是在硬科技投资领域试点有限合伙企业免税政策，与国际惯例接轨；二是推出基金层面贷款产品，允许常绿基金通过净资产（NAV）融资，解决LP退出时的资金流动性问题。她表示，中国硬科技已从“跟跑”转向“并跑”，未来本土创投机构有望通过QFLP制度吸引更多国际资本，推动中国技术走向全球。

QFLP如何选择落地区域？

QFLP试点已覆盖全国50多个城市，但不同地区政策存在差异，境外投资人该如何选择落地区域？从法律视角看，QFLP制度还需如何完善？中伦（上海）律师事务所权益合伙人赵丙印从政策解析、区域对比与未来展望三方面，给出了专业建议。

赵丙印指出，QFLP制度目前以地方立法为基础，缺乏全国统一政策，业内主要有“外管外”、“外管内”、“内管外”三种管理模式。以上海为例，2010年推出的QFLP政策首创联审机制，2021年至2024年持续扩展投资范围、明确股东要求，形成了试点管理企业与基金同时审批、线上联席审批等优势，审批效率与透明度领先全国。

从热点城市对比来看，政策差异主要体现在四方面：一是在投资门槛上，上海要求境外投资人自有资产规模5亿美元、管理资产规模10亿美元，北京则为净资产不低于500万美元，也有部分城市进一步放宽了相关要求；二是在资金流动上，上海、北京推行“余额管理”，资金可自由调配，而部分城市仍需逐笔审批；三是在审批流程上，上海采用线上联席审批，部分城市需多次线下沟通；四是在投资范围上，上海允许QFLP投资非上市公司股权、夹层资产、不良资产等，而部分城市限制较严。

赵丙印建议，未来QFLP政策可从三方面优化：一是更新上海QFLP政策文件，将文件中的“股权投资”字样扩展为更全面的“合格境外有限合伙人”，匹配当前投资范围；二是按投资行业差异设定准入门槛，对重资产领域保留高门槛，对传统股权投资放宽要求；三是试点“承诺制”与“先设后备”，对成熟管理人给予绿色通道，吸引全球资本落地。他强调，清晰的规则与稳定的政策预期，是QFLP制度吸引外资的核心保障。

本期“陆家嘴金融沙龙”由上海市委金融办、浦东新区人民政府指导，陆家嘴金融沙龙秘书处主办，长三角资本市场服务基地协办，第一财经、财联社提供媒体支持。该系列活动将构建与“陆家嘴论坛”相呼应的常态化交流平台，通过机制化、场景化、国际化运作，持续输出金融改革“浦东智慧”，深度赋能浦东经济高质量发展，全力助推上海国际金融中心核心区建设迈向新高度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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